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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铄综合报道 来源： 发布时间：2017-4-21 19: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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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18日，东京都杉并区一所高中操场上，43名正在进行体育运动的女生突然感觉眼睛不适、流泪、咽喉疼痛、咳嗽，甚至有人因呼吸困难而晕倒。
这就是后来被媒体曝光的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在此次事件中受到影响的人数高达6000名。
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舆论日益高涨，国民提出了“即便为了产业发展，也绝不容忍公害”的口号，并大规模开展倡导反公害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居民运动。各地居民开始主动掌握大气污染现状，进行大气污染投诉，反对大型联合生产企业建设计划等，成为了推动地方、国家、企业防治公害的动力。
如今，在民众监督和政府的持续努力下，日本已经成为对空气质量要求最为严苛的亚洲国家之一。然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也曾谈“气”色变，深陷治理污染还是发展经济的困局之中。
倍速发展带来污染代价
日本的大气污染大概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初期。
19世纪后期，在欧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下，日本开始推动增产兴业政策，大规模发展纺织业、炼铜业、炼铁业。虽然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局部地区的大气污染，如粉尘、煤烟、烟害事件等。再加上锻造业小工厂、火力发电厂、机动车等排放的叠加，大正时代，东京等地已经出现了复合型城市大气污染。
在此期间，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大阪大气污染问题恶化得最快。明治时代，大阪的纺织企业猛增使得煤烟排放量加大，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发布的《日本的大气环境对策》（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该市降尘量最高曾达到月均10~11吨/平方公里。
1877年以后，大阪曾多次颁布限制工厂建设等通知。但即便到了大正时代，大阪碱工厂、市营电铁发电厂等引发的煤烟问题，仍导致与当地居民纠纷不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日本重工业和机械工业的繁荣发展，煤炭使用量日益加大。然而，当时的人们却将工厂区烟囱里浓重的黑烟视作工业发展的象征，甚至视为一种潮流。在学校校歌和教科书里，大阪被宣扬为“烟之都”。
在此期间，1927年，大阪都市协会煤烟调查委员会就煤烟产生的危害进行调查并对防治煤烟的方法进行调研；1932年，大阪府制定了日本首个煤烟防治方面的规定。但这些举措均由于二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1955年末到1961年，二战后的日本迎来了经济腾飞。鉴于当时的主要能源和资源是煤炭，这就导致以煤尘和硫氧化物为主的大气污染在各地频发。一面是大型联合工厂建设等大规模地区开发突飞猛进，另一面则是严重的公害遍及全国，各地居民对大气污染的投诉接连不断。
对此，1969年，佐藤荣作内阁出台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指出，“新建工业基地，要开展公害防治方面的事前调查等工作，并根据其结果推动工业的合理化建设。”东京都和大阪府等制定了公害防止条例，并引进除尘装置，产生了相当显著的改善效果。
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由煤炭到石油的燃料转换全面展开，再加上地方煤烟排放控制效果凸显，黑黢黢的灰尘带来的公害由此也逐渐减少。但取而代之的是石油使用量增大带来的硫氧化物“白色烟雾”。
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开始，日本主要工业城市的居民就频发大气污染引发的呼吸系统障碍疾病。在三重县四日市，大气污染导致能见度仅有30~50米，机动车甚至在白天都不得不开车灯行驶，硫氧化物的刺鼻味道弥漫街道。
该报告指出，在1954~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日本的能源消耗总量增加到原来的近3倍，而其后的5年里在此基础上又翻了一番。不断增大的能源消耗主要依靠石油来实现，而这个时期日本使用的原油中，约85%是含硫量较高的中东原油。
“四大公害”倒逼污染治理
“四大公害”是指在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日本发生的四大严重的公害事件——痛痛病、新水俣病、四日市公害以及熊本水俣病。
其中，1959年前后发生的四日市公害，造成在硫氧化物浓度越高的地区，感冒、支气管炎、咽喉炎、支气管哮喘的累计发病率就越高。其中，幼儿和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大气污染危害的影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造成的死亡率剧增。
然而，即便是在居民和研究人员指出工厂排放的污染物可能是罪魁祸首之后，国家和地方、企业方面的应对仍然相对滞后，甚至出现试图转嫁于其他原因的言论。
针对这种现状，日本国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居民运动和法律诉讼，再加上媒体曝光居民受害的惨状，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对造成公害的企业需要严厉追责，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有关“四大公害”的诉讼均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以原告方胜诉而结束，行政机构和企业受到了严厉追责。这也迫使他们开始强化和完善公害对策和针对受害者的救助对策。
1967年，日本政府制定颁 |
